■我母亲生前唯一的照片。

作者：杨明伟

那个年代，对于我母亲来说，照一次相，洗一张照片，还是一桩“非常难得的事”。她生前只照过一次相，也只洗了一张照片，那是在1981年的春末时节。

那时，我十多岁，记得村里人要照相的话需走路过去圩镇照相馆，照了之后一般要七天才能冲洗出来。偶尔有个别师傅为招徕生意，挎上相机包，到乡下吆喝着照相。

一天上午10时许，村里来了一位武冈县城照相馆的师傅。县城来的照相师傅技术当然好。我母亲知道后很高兴，因为她觉得有了孙子，三代同堂应留个纪念。于是，她绾着发髻，穿着整洁的衣服，梳妆打扮了一番，高兴地抱着四五个月大的孙子，在厨房门前一棵开着雪白花儿的梨树下，微微笑地对着镜头，让师傅“咔嚓、咔嚓”地照了几下，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照相。为了不多花钱，母亲只洗了一张2寸大小的黑白照。

1984年我国开始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。1988年的秋天，国家全面铺开，当时，乡政府派出所派人到各个村寨负责村民照身份证的相片，村民交四毛钱照相费可洗五张黑白照。但年龄过了55岁的村民，是不要求办居民身份证的。所以那次照身份证相片，56岁的母亲没有弄。

再后来，母亲年岁渐渐增大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家里收入也不怎样，开始是因为我读书要钱，后来考虑我没成家，要帮我存点结婚的钱。所以，一分一厘，母亲总是掰着指头算着用的。直到64岁的她于1996年9月得了胃癌去世，都没有照过第二次相。

其实，母亲是很想照相的，她曾在我身边喃语过“很想照几张照片寄回黎平娘家，让娘家人看看……”

其实，我很明白母亲的心思，她很想邮寄几张照片给娘家人看看，想表达惦记亲人之情，以此感激几个“舅舅”对她的养育之恩。

母亲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，是个孤女，吃“百家饭”，靠几个堂哥养大。解放前夕，父亲从城步苗乡到贵州黎平做点小生意，在那里父亲和母亲结了婚。几年后，母亲于1958年随父亲用肩挑着家当，携带两个小孩（小的后来夭折），步行崎岖山路数月，回到杨田村安家。我家穷得叮当响，很多人瞧不起，从贵州远嫁到苗乡的母亲，却和我父亲“白手起家”，硬是“撑起”村寨里第三座砖房子，十里八村，刮目相看！

母亲回到湖南生活的近40年，因交通不便，又忙于一年四季的农活、家务活等，当然，更重要的还是没有路费，所以，母亲回娘家“探亲”也就屈指可数的3次。

母亲去世后，为了家人永不忘却，我将母亲抱着我侄儿的那张黑白照，拿到照相馆，让师傅技术处理，遮掉我侄儿的影像，翻拍放大，然后拿给专业碳相的罗师傅，根据翻拍的照片画出母亲的遗像。这样，三兄弟家里都能有母亲的遗像安放。

“南北山头多墓田，清明祭扫各纷然”。序春草绿，今又清明。今年疫情阴霾依然笼罩人间，而远在异乡的我，无法到母亲的坟墓上烧香祭拜，只能在家里母亲的那张遗像旁叩叩头。睹物思人，一看到母亲生前那张唯一的黑白的照片，总能让我触景生情，想起她那沧桑而又自强的岁月，想起她那勤劳而又俭朴的人生，想起她那对我“做人如感不起恩但至少要懂得知恩”的教诲……

■统筹：陈红艳 麦婉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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